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邪恶——这个挥之不散的魔鬼始终紧紧跟随着我们，用它的狞笑与嚎叫震悚着整个世界。古往今来，屠杀与犯罪事件不计其数，虐待与暴力现象层出不穷。特别是在战乱动荡的时代，常见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其惨状不忍目睹。南京大屠杀、纳粹焚尸炉已是众所共知，更不必说张献宗祸蜀、清军扬州十日，其残酷程度尤为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可以说，世上最大的邪恶，莫过于对生命的虐待残杀，把活生生的人转化为一具具可怖的尸体。对这种邪恶侵害与死亡、尸体结下的不解之缘，我称之为广义的“恋尸症”。 生活中充斥恋尸现象，恋尸是人类性格中普遍存在的心理疾病。且不说战乱之际出现的残暴行为，即在日常生活中，对尸体与死亡的兴趣也到处可见。街边书摊上摆的报刊，一些是以残忍的谋杀、暴虐的犯罪来吸引读者；影碟录像里的港台及海外电影，拿死亡、尸体作内容或题材的亦不在少数。关于碎尸案、食人魔之类骇人听闻的东西在恐怖片中屡见不鲜。此类东西之所以有广大市场，很明显是与大众的娱乐消费需求分不开的。这颇让人感到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如此这般令人恐惧、恶心的事物如此感兴趣？人类对邪恶的嗜好真的是与生俱来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什么是恋尸，人又为什么会恋尸？
1、恋尸的概念与症状
“恋尸”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弗洛姆的精神分析理论中一个重要概念。弗洛姆认为，个体在社会中的成长，存在着爱死与爱生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爱死的主要表现就是恋尸。“恋尸”原本是个精神病学术语，“该术语惯常一直表示一种性变态心理，即占有（妇女的）尸体以便性交的欲望，或在死尸面前的一种欲望。”(1)人类精神的某些研究者发现了存在于一些病人内心的这种病态欲望，后来弗洛姆将这一概念的内涵加以丰富和扩展，使其在他的理论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弗洛姆的思想卓越不凡，极富天才的创造性；下面我根据他的《人心————人的善恶天性》一书描述一下恋尸者的常见症状和特征。 恋尸这个词语，表面的意思是迷恋尸体。“尸体”在此是以部分代全体，表示所有曾经是生命或属于生命而今已死去、已无用的东西。“具有恋尸定向的人被所有没有生气的和死的东西所吸引和迷狂，诸如死尸、腐物、粪便和污垢。”(2)他们对此类事物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近感，不管内心的态度是喜欢还是厌恶，他们都感到被它诱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注意它，对它作出反应。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言语方面观察到其恋尸倾向。例如有的人津津乐道于病症、埋葬与死亡，还有的人更赤裸裸地观看和谈论血腥场面，描述、欣赏血淋淋的暴力行为。“通常，恋尸倾向明显地表现于人的梦境之中。这些梦涉及谋杀、流血、死尸、颅骨和粪便；有时也涉及那些转化为机器的人或像机器一样行动的人。许多人偶尔都会出现这类梦境，但并没有明显的恋尸倾向。恋尸的人经常会有这类梦境，有时还会重复出现。”(3)一个人的恋尸定向从他看待周围事物的态度上也表现出来。他总是不太关心别人的情绪，对美不敏感，却首先注意到那些与死尸、粪便、污物有关的东西；他的脑海里时常泛起关于这类东西的联想或幻觉，令他仿佛见到和嗅到似的。“高度恋尸的人常常可以通过他的外表和姿势看出来。他冷淡无味，皮肤看起来死一般的，脸上常常出现一种好象嗅到臭味似的表情。”(4)高度恋尸者往往是极其冷酷无情的。即使是恋尸程度不那么严重的人，也容易比别人显得冷漠、僵硬和缺乏怜悯，令人感到压抑、沉重。恋尸者还往往与暴力和虐待有不解之缘。每当战争或战乱发生时，总有一些人，出奇地邪恶；他们格外残忍地进行破坏和虐待，从把人变成尸体的各种手段中获取乐趣——毫无疑问，这些人多是不再掩饰、伪装自己的恋尸者。以上似乎给人一种印象：恋尸者是地球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本性邪恶。其实不然，实际上任何人都可能发展出恋尸倾向，大多数人都具有程度不等的恋尸心理。 弗洛伊德曾研究过所谓“恋肛癖”，他发现“清洁癖、恋物癖和偏执狂这些性格特征常常在那些以前是恋肛癖的人身上表现突出”(5)，从而进一步指出，肛门性格与对金钱、污垢、财产和毫不使用的物品的占有有着深刻联系。在弗洛伊德那里，所谓肛门性格是由于父母强迫儿童控制自己的便溺、保持清洁习惯的结果。它表现为某种迂腐、偏执的性格特征，如循规蹈矩、讲求程序、做事机械；或吝啬、节俭、有洁癖；或贪婪、喜欢储存钱财、囤积物品等。很多时候也表现出强烈的控制欲和攻击性(施虐)、破坏欲和报复性。弗洛姆指出，肛门性格与恋尸性格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前者相对后者只是程度较轻的病理形式。“具有肛门性格的人被粪便所吸引，如同他被所有对生命无用的东西（诸如污垢、无用的物品、仅仅作为占有物而不是作为生产和消费的手段的财产）所吸引一样。”(6)由于肛门性格极其普遍，我们据此可以认为，恋尸心理大量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
2、恋尸的性格根源
就正常的人来说，他爱的是活的人，是活生生的妇女、儿童、亲人、朋友及一些富有魅力的人。为什么竟会有人对生命不感兴趣，而去迷恋那死的、肮脏的东西呢？说来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不能把它归结为遗传特质，简单归结为生物学上的因素使然。人是社会的人，人的个性倾向性和性格特征主要是在后天生活中被环境及自身的主观努力加以塑造成的。我们需要的是：研究恋尸者对待生活的基本的又是其特有的态度，从他的生活原则与生存方式寻找恋尸心理的产生根源。 恋尸者最显著的精神特征是：视人、视生命为物。“生命是以有结构的、有功能的生长方式为特征，但恋尸的人却喜爱所有不生长的、机械的东西。恋尸的人被一种把有机物转化为无机物的欲望所驱使，以机械的方式看待生活，仿佛所有的人都是物一样。”(7)对恋尸者而言，人生最大的价值是对诸多物品的占有，利益的得与失是他最看重的事情，也是他全部生活围绕的中心。“恋尸的人能够同一件物品——一朵花，或一个人有联系，仅当他占有这件物品时；因此对他占有物的威胁就是对他本身的威胁；如果他失去了占有物，他就失去了同这个世界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发现的下述荒谬反应的原因：他宁肯失去生命也不肯失去占有物，尽管一旦生命失去，有所占有的他也就不复存在了。”(8)恋尸者喜欢把任何事物的价值都看作纯粹物品的价值，“所有有生气的变化、情感和思想都被转化为事物，记忆而不是经验，占有而不是存在，变成了重要的东西。”(9)在此种情况下，他也会珍爱他所拥有的记忆、曾经的情感和思想等，因为它们已作为物品属他所有。对获得和占有的兴趣扩展到生活的各个地方，例如在爱情方面，他会认为自己的伴侣应该是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从而极端地强调忠实和贞节，限制、否定对方的自由。 康德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恋尸者恰恰相反，他把人的价值视作单纯物的价值，把人视作可供利用的工具。为了目标的达到，恋尸者可以不择手段，哪怕牺牲别人的生命亦在所不惜。或许对人而言“物”的根本特性即在于其工具性：恋尸者以人为工具的思想，导致了他把人转化为物的行为。由此出发，恋尸者习惯于像操纵和控制机器一样操纵人与控制生活。他骨子里视人为可支配之物。世界类似于机械装置，通过冷漠的算计和操纵能够令二者均按照其意愿转动。可是，生活从来都是不确定的、难以预测和控制的；为了使生活得到控制，就不可避免地要运用暴力。恋尸者于是染上了暴力与虐待的恶习，并迷恋上权力。有些自诩正义的恋尸者是“法律和秩序”的信徒，权力的崇拜者，然而正如弗洛姆指出，对他们而言，正义只不过意味着正确的分割，为了僵硬条款、固定法则的确保执行实施，他们是根本罔顾生命之宝贵和人性的要求的。关于这一点，雨果《悲惨世界》中的警探沙威倒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由于利益的得失是恋尸者整个心灵关注的核心，经常恐惧着利益的无保障，所以他对未来的难以确定忧心忡忡。他极其害怕未知与冒险，渴望着稳固的秩序，有把握的明天，必然选择一种看来安全然而却机械呆板的生活方式。他看重目的之实现远甚于过程之乐，在他看来，所谓的生活情趣是无用且有害的，因为它妨碍其对利益的算计与追逐。他惯于把今天当作作接近明日目标的手段，据此压抑生命的自发冲动，压抑对美和艺术、自由的享受。由于缺乏真正的生命的欢乐，恋尸者转而寻求单纯的刺激，只有食欲与性欲等强烈的动物本能尚可给他些许快乐，除此之外惟有虐待与自虐的变态趣味。最终他会情不自禁的被虐待与杀戮吸引，沉迷于尸体。 恋尸的梦是可怖的、可憎的，恋尸者本人是否也认为如此呢？如果我们肯定人性的普遍一致性，那么我们应该认为，恋尸者本人对粪便、污物、死尸等亦会有厌恶之心——起码一开始是如此。而他从什么时候竟转变成接受之、欣赏之乃至嗜好之呢？这应当有个渐进的过程，谁也不会天生就喜欢那些肮脏东西。我相信，恋尸者对尸体等的“迷恋”乃是一种被动、被迫的吸引，他几乎是不由自主、难以抗拒地被拉向死亡和污物——尽管他可能对诸如此类的东西深感厌恶，他却无法阻挡自己产生有关的幻觉及联想。也就是说，他不得不面对与忍受肮脏、可怖。在这里我们发现：恋尸者的内心其实是缺乏满足和快乐的——毋宁说多数恋尸者的精神世界犹若沉闷乏味、肮脏可怕的地狱，他就生存在这地狱内。只是由于占有着许多物品及忙着追逐各种利益，他可能不自知而己。可以设想：由于某人视人的价值为物的价值，他必定贱视生命与情感，把时间和精力多用于利益算计上。天长日久，怜悯之心衰退，日益感受不到美和欢乐；于是尸体与粪便也变得无所谓。而当他已麻木不仁的时候，死亡与毁灭因其对枯燥、单调、压抑的替代和破坏，反倒会成为一种诱人的刺激，从而使他真正地“迷恋”于此。许多虐待狂从别人、自我及其它生灵的被折磨中寻找乐趣，这绝非偶然。
3、恋尸与死亡本能
弗洛伊德后期的理论中有“死的本能”的概念。他说：“如果生命是在一个无法设想的遥远过去，并且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方式从无生命的物质中产生出来，如果这确是真的，那么，按照我们的假设，某种本能在那时就必定存在，其目的是要废除生命，重新确立事物的无机状态。如果我们在这一本能中辨识出我们的假设中的自我破坏这一冲动，而这种本能从来没有从任何生命过程中消失。”(10)弗洛姆进而指出，“生的本能构成了人的首要潜力，死的本能是一种次要潜力。如果存在生命的适宜条件，首要潜力就会得到发展，正象一粒种子在给定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就会生长一样；但如果没有适宜的条件，恋尸倾向就会出现并占据人的优势。”(11)不论是弗洛伊德或弗洛姆，都把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看作人固有的相互对立的两种本能；但我们深入研究后便会发现，二者原本是一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死之本能乃生之本能的特殊表现。换言之，生命冲动与死亡冲动乃是本能力量（力比多）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体现。 恋尸者对尸体、杀人、破坏的兴趣和迷恋，表明了恋尸者潜意识中的死亡欲望。潜意识乃意识的基础，然而意识的发展却可能背离潜意识，致使被严重压抑的潜意识转而反对走向错误、走向异化的意识。恋尸者不顾精神的内在需求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根本上违背了生命的真实价值；生之本能遭受到压抑与遏制，便会向其对立面转化，死亡与毁灭的欲望由此产生。可见，死亡本能的显现，乃是对错误发展的意识的否定。恋尸者所以迷恋死亡与无机物，正是因为他的潜意识中有废除意识、返归无知觉的原始状态的深层愿望和要求。 我们知道，遗传、环境、经历等条件的共同作用塑造了人特有的人格结构。人格结构在后天的意识生活中形成，它转而又决定了人看待世界的独特角度。恋尸者眼里的世界常常是枯燥呆板、丑恶充斥的，相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死亡与破坏才显露出有益生命的价值。弗洛伊德所谓的死亡本能依然有其正面的意义——如果我们承认“不死不生”、“不破不立”的话。但是，恋尸者本人却很难认识到：实际上他所想毁灭的，是自我的意识世界，是他长期以来形成的偏执的人格结构。他往往将敌对的矛头指向外在的现实，从而造成犯罪及悲剧。然而话说回来，若无造成邪恶人格的社会现实与环境条件，恋尸心理又从何产生呢？ 总之，恋尸乃是死亡本能的体现，它作为一种可能的心理倾向隐藏在每个人的潜意识深处。每当人在现实中采取如前所述以人为物的生活方式与态度，尸体与死亡的阴影就会从心底浮现。它的意义在于：通过走向死亡毁灭错误发展的意识自我，换取灵魂的重生。
4、恋尸的潜意识原型
也许，关于濒死经验的研究可以给我们以极富意义的启示。 根据对濒临死亡的人、服用LSD致幻药物的实验者及某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考察，心理学家发现：这些人普遍产生有关天堂或地狱的精神体验。现代意识研究的最新进展表明，“有关上帝、天堂与地狱的神话观念并非在时间上和地点上确有所指的物理实在，而是经过转变的意识状态中体验到的心理现实。”(12)“天堂和地狱的形象出自在特定条件下适用于一切人的体验状态。”(13)不过，此处我们需要尤加关注的，乃是致幻药物所导致的“死亡与再生”之体验。 “死亡——再生”过程的复杂、纷纭现象主要包括四个阶段或样式。首先，可称为“宇宙性席卷”(14)，服用药物的个人深感大限已至，死亡迫在眉睫，眼前出现人群倒毙，世界走向毁灭等幻觉；最终，被一个巨大的漩涡所吞没。在第二阶段，致幻者仿佛被关闭于幽暗恐怖的地狱，遭到身心的强烈折磨，陷入无法逃避的极端痛苦。第三种样式，表现为“死亡与再生之间的搏斗”(15)，善恶两种势力相互斗争。“它具有几个重要方面：剧烈搏斗的气氛，施虐与受虐倾向的相续，各种异常形式的强烈性冲动和污秽不堪的东西，以及净化之火的成分。”(16)最后，痛苦与烦恼在一次包括身心各个层面的整体虚无感中达到顶点，导致“自我的死亡”(17)，过去所有的价值标准似乎在一瞬间被摧毁。正义与光明获胜，受验者感到自己被净化了，得到“救赎”、“解脱”、“觉悟”等，与宇宙融为一体。综上所述，“死去、争取出生以及最终再生的交织，导致旧的人格结构破裂和新的自我诞生的感觉。”(18)此即“死亡——再生体验”的一般过程。 “恋尸”作为一种在某些条件下普遍发生的心理现象，应当是集体潜意识中某个原型的体现。通过对末世学神话、濒死经验及实验精神病学的研究与思考，我发现，恋尸的集体潜意识根源，乃是“死亡——再生”此一原型。恋尸者与尸体、污物和破坏的紧密联系，不禁让我们注意到“死亡——再生”体验的第三类样式：“受验者在这一阶段体验到汹涌的能量流穿过他们的身体，并因为交替的强大流量而聚集极大的张力。它与自然界的狂暴力量、与在《启示录》中用夸张的语言描述的战争场面都非常相像。巨大的能量伴随着破坏外物和自我破坏的生动体验，被释放出去或消耗掉。有时，性冲动会达到异乎寻常的高度，并表现为迷乱狂欢的幻觉，各种反常的行为和在所不禁的狂舞乱交。在死亡与再生的搏斗中，污秽不堪的方面涉及到与令人厌恶的生物物质的亲近，受验者能够体验到自己在排泄物中翻滚，在污水池中折腾，或爬行于净化之火，从而获得精神的再生。”(19)可以看到，这种种的景象犹如恋尸之梦，恋尸者的放纵行为与此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二者都涉及到肮脏之物和发泄破坏。因此本文认为，迷恋于尸体与破坏同样是自发地走向意识的毁灭，“自我的死亡”。 恋尸表明了恋尸者的潜意识通过死亡走向再生的愿望与要求，或者换言之，是集体潜意识中“死亡——再生”原型的体现。但是，很显然的是，与药物致幻中的情况不同，恋尸者在放纵时体验到的死亡与破坏并不彻底，——由于缺乏死亡背景中似乎是更高存在层面的作用与帮助，他日常蓄积、压抑的“死亡能量”只是盲目地释放发泄，却不能毁灭其原有的人格结构。因此，他的意识自我在放纵后仍保留下来，得以沿袭过去的错误，开始又一轮的压抑——放纵。而每次压抑——放纵的循环，都更强化了恋尸心理，加深了恋尸的程度。最后，或许只有在真正的死去以后，恋尸者才能经由地狱的磨难毁灭其意识自我，求得灵魂的新生。当然，如果某位有恋尸倾向的人明白于此，他也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态度行为，在活着的时候便逐渐重塑其人格，使已形成的心理结构发生改变，把旧的自我转换成一个新的自我。这样，他便可避免死后“落入地狱”。 实际上，由于平时对自身生命力或生命自发冲动的压抑摧残，恋尸者的精神状态已如深陷地狱。利益的得失令他焦虑烦恼，心灵的染污使他的世界充满垢浊不净。可以说，对尸体与死亡的迷恋预示了恋尸者未来堕入地狱的可能性。因此，恋尸现象也是对人死后地狱体验之真实性的有力证明。
5、恋尸与机械主义
恋尸的性格根源在于以人为物的思想及行为态度。所谓以人为物，即无视人的生命的本质，把人当作物品一样的东西。物品是没有感情感觉的，物品是被动的客体，物品只是工具而无有生命。把人物化的结果，就是使人变成受机械法则支配的行尸走肉。在恋尸者眼中，整个世界也是不具生命活力的“物质”。恋尸者往往持机械主义的世界观，他会有意识或潜意识的相信：世界由无机的物质构成，按照一些永恒不变的规律运转，严格遵循着既定的秩序。如果有上帝，那上帝也是依据机械主义的法则管理世界。人，不过是“宇宙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是命令执行链条中的一个小环节。因此，人必然成为实现某个特定目的的手段，人本身也是工具。此处并非是说持机械主义观点者一定恋尸，而是指出：凡有严重恋尸倾向的人，不管他自我标榜信奉唯物还是唯心，本质上必然以机械主义的方式看待自然及生命。教条主义、独断论、与辩证法相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等，试图以一些固定、绝对的原理把握世界，把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世界纳入理性设计的僵化体系，往往会被具有恋尸倾向的人自觉不自觉的信奉和利用。 人们常常把一些观念、信条绝对化，然后依此观念、信条行事，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无庸置疑。例如：人活着就是追求吃穿享受；人生最大的利益是获得金钱财富；做人必须守规矩；大家都是这么活我也不能与众不同；大多数人认可那就没什么错；为国家为民族牺牲自己是高尚的；为了道德我必须吃苦受罪......这些想法都有一定道理，但越出了特定的范围，正确也会转化为谬误。可以说，缺乏辩证的思维是恋尸心理借以产生、滋长的认识土壤。由于世界上存在着不可更改与动摇的稳固法则和秩序，所以人就应当无条件的遵守、服从这些秩序，接受教条的命令与支配。自由和个性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人是实现目标、理想的工具，最重要的是为得到某种利益而努力。恋尸者通常对事物间复杂交织的普遍联系估计不足，习惯于用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解决一切问题，仿佛只要怎么样就会如何如何，世间事犹如被外力调控的时钟，世上人犹如被拉线扯动的木偶；他所要做的，不过是找到并运用隐藏其中的机械法则，而无视主体的能动性与灵活性。正因为持这样的世界观及思维方式，恋尸者才有充分的理由践踏和消灭精神的价值，把人类丰富的思想行为工具主义化，视鲜活的生命为单调枯燥的物品。个体看待世界的方式决定了世界在他眼中的样子，于是在他眼中人便与尸体无异。
6、恋尸与人性
对恋尸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把握人性的本质。人是理性的吗？是又不是。知识逻辑仅是人性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它还与非理性的情感、欲望、意义、直觉等共同组成人类心理的整体。弗洛伊德提出力比多的概念，认为人的思想行为受性力的驱动；荣格则把力比多的内涵扩大，意指广义的精神能量；弗洛姆进一步考察了社会环境对人的性格的决定作用，但性格与精神能量系统的关系尚待详细深入的分析。根据荣格对力比多的看法，精神能量实际上与柏格森的“生命力”一致；个体的心理作为相对稳定又常常变化的能量系统，他的精神能量与周围外界处于时时不断的相互影响和交流之中。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有内在意识的生命力直接构成了人的本质。精神能量的流动本来有着自然活泼、不拘一格的随机特征，但在环境的影响下也遵循一定的规律。基于社会塑造形成的性格结构就反映了生命力的特定表现形式。性格是精神能量长期按照一定模式发展的结果，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独特的表现，形成丰富多彩的人性。那么，恋尸者的性格结构是怎样的一种精神能量系统呢？ 弗洛姆在与恋尸相对立的意义上描述和阐发了“恋生”。恋生者是珍视生命、热爱生活的人，他“在各个方面都被生命和生长过程所深深吸引”(20)，追求欢乐的情感体验，喜欢富有活力的新鲜事物。其中爱生的一个重要特征，弗洛姆称之为“自发性”。恋尸者的行为往往是机械刻板的，精神能量的运用总沿袭着既定的程序，或出于主观的功利目的，却丧失了自然的活泼生动。常见的说辞是：如果我不是为了得到某种利益，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而恋生的人言行情感大多是自然随机的，并不刻意掌控自己，不会严格遵循固有的模式，能及时对外界刺激作出适当的回应。恋生的人的生命力寻求多种形式多种途径的充分表现，很少被条条框框拘制，局限于功利主义的意图。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在于精神能量运行的方式不同。所谓“自发性”正是生命力流动的重要特征，特别在孩子的身上表现突出。儿童的精神是天然的，自由的，受好奇心与兴趣爱好的吸引，不被机械的固定程序控制。通过对比就能发现，恋生者正是保持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本性，相反恋尸的性格是一种久被压抑而形成的精神能量系统。由于恋尸者的功利主义扩展到一切事物，让主观意图支配了自己的心理和言行，导致了一种背离潜意识发展的片面意识，结果压制摧残了人的自然天性。于是潜意识起而反抗这种意识结构，就表现为毁灭欲望，死亡冲动。恋尸的人潜意识的追求死亡，喜好破坏，崇尚暴力和虐待，仍是源于生命力的作用：被压抑被束缚的精神能量必然寻求发泄释放，并在爆发中摧毁看起来阻碍他自由的所有事物。重复前面的论述：死亡本能是生命本能的另类表现，实际上恋尸冲动是被压抑后的反弹，毁灭与破坏的对象指向他整个的意识世界，即恋尸者为自己构造的机械主义的世界图象。不择手段追逐占有利益反导致了毁灭一切，这是一个悖论却也是心理发展的必然。 虐待狂经常表现在性关系上，也证明死亡冲动是精神能量的变态发泄与释放。弗洛姆说过：“性欲望与破坏性相互掺合这一事实却很少有人置疑（弗洛伊德在有关讨论中指出了这种混合，尤其是在讨论诸如出现在虐待狂和受虐狂身上的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的掺合时）。”(21)弗洛姆认为这是由于“性本能柔顺易变，任何类型的情感，甚至那些与生活本身相抵触的情感都能把它调动起来”(22)。但更有说服力的是，性行为本身就是人的精神能量的释放，而在恋尸者那里这种释放同死亡冲动的发泄结合，就表现为性虐待与受虐的需要。在这种变态性行为的过程中，由于当事者曾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自感受到打击和挫折，于是通过对性对象的施虐与折磨来抒泄缓解被压抑的情绪，或满足统治及占有的欲望。另一种情况是，恋尸者本质上害怕性爱中的人性自然表现，只有在能完全控制对方、把性对象当作缺乏自主性与生命活力的物品时才有安全感和快乐。
7、爱死与爱生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全部活动都受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的支配。生命的本能和欲望强烈的追求着某种器官的愉快或机体需要的满足， 其根据是快乐原则；死亡的本能和欲望则是迫切的追求着破坏、侵略，甚至自我毁灭，其所根据的原则是“强迫重复”。而本文所依据的人性一元论对爱死与爱生的看法与弗洛伊德有很大不同。“强迫重复”原则要求重复以前的状态，要求回到过去，使人回归到无意识的原始无机状态，这本质上正是要求解除人性的被压抑状态，仍属于一种对快感的追求（哪怕这种快感掺杂着痛苦）。不同的是，生命的快乐是向上的，是意识与潜意识相互和谐条件下的能量运动；而死亡的快乐是倒退的，是潜意识反对片面发展的意识的无明冲动。在人的后天经验生活中形成的意识结构，有悖于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使个体的生命表现受到压抑摧伏，被扭曲的精神能量想要冲破束缚，通过破坏、毁灭的方式获得自由，就表现为对死亡的趋向与追逐。它不是向更高层次的进取创新，而好像是在某种强迫性的驱使下重复轮回的宿命。这是因为恋尸者模式化的性格结构接近定型，难以在短时间内得以改变，在相互分裂冲突的意识与潜意识交替作用下，就表现为压抑与放纵的循环交替，却看不到摆脱轮回的出路。 现实生活中，有明显的恋尸症状者不多，但大多数人却都有着爱死的思想行为方式。他们狭隘的意识希望这个世界能被他自私而有限的理性完全的掌握，渴求对人和事物的机械控制。不择手段的追求物质利益，看重和滥用权力，以致危害人和生命的做法，都是对死亡的潜意识热爱，都是恋尸的举动。在恋尸者那里，精神的美好是不存在的，生活的乐趣只在于利益的获得和占有，除此之外就是权力意志的追求与操纵，以释放被扭曲的欲望，发泄破坏和虐待的冲动。而通常的爱死的行为还包括：惯于用机械的命令和教条支配人，粗暴随便的压抑情感的自发性，无视和戕害人的自由和个性。相反，对生命的热爱与珍视使我们能尊重别人哪怕细微的情感体验，欣赏所有富有活力、生机勃勃的事物，在美的浸润熏陶下实现意识与潜意识的和谐统一。恋尸和爱死对精神的压抑使生活陷入单调机械的强迫重复，使人在欲望的压抑和放纵中轮回不已；恋生却尊重人自我选择的权利，鼓励人的能动和创造，从而给人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快乐成长、自由驰骋于广阔的天地。一切美好的文化与艺术，本质上是爱生的自由创造，而不是靠恋尸式的压抑才得以产生。
8、恋尸与清净
恋尸心理是人精神能量系统扭曲变态发展后潜意识里回归无生命物质状态的渴望。其间奇妙的现象是：以人为物的生活态度竟会与尸体、死亡、粪便等发生必然的联系。对于无生气的东西的这种吸引力之发生原因，弗洛姆并未作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解释；很显然，这是一个自然之谜。但对诸多事实的观察与归纳却证明了这种吸引力的真实存在，证明了心灵与外物的这种相互感应。由此我们或会想起“心地肮脏”之类的说法，此类语言似乎并不仅仅是文学上的比喻修饰，而是对生活现象的本质反映。是的，对于一些道德品质极其低劣的人，我们常用思想肮脏、丑恶污秽之类的话来形容之，实际上他也的确充斥了不洁的想法。不由自主的关注亲近肮脏无用或血腥可怖之物，内心经常浮现的关于死亡的欲望联想，这些正常人所恶心和难以忍受的东西大量存在于恋尸者的内心，表明恋尸者主观世界的丑恶污浊。有关恋尸的心理描述告诉我们，邪恶与肮脏污秽本质上是紧密相连的，肛门性格会使人灵魂上散发出粪便的腐败恶臭。 有些人的肛门性格表现为格外的清洁，有严重洁癖。从心理角度看来，这与他的恋尸倾向有关。正因为其性格结构导致他敏感于尸体粪便，容易对肮脏之物起反应，所以他对认为不干净的东西唯恐避之不及。这是恋尸倾向威胁到他的日常生活，与原有价值观强烈冲突的结果。他可能主观上很讨厌污秽，但却止不住相关的幻相与意念。 佛教有种修行法门，叫做不净观。修行的要旨即是观想自我或他人身体的垢浊不净，专门想像死尸粪便、皮肉腐烂、脓血臭秽、白骨森然等物，以破除对肉体的淫欲和对尘世的贪念。恋尸心理的产生，或许是大自然让人无意识的修习不净观，提醒人不要再贪图执著尘世的利益，不可过分追求获得和占有。它是人的自然本性对错误意识及邪恶欲望的规律性反应。不净观的法门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释迦牟尼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佛教修行的目标之一，就是达到身心的彻底清净。要达到身心的清净，就应正心正念，摆脱贪欲，了断世间种种利益的牵挂与引诱。快乐是天堂，烦恼是地狱；心境清净是佛国净土，心境浊乱是魔国秽土，都表明了不净与洁净的根源皆在于人心。释迦牟尼佛另有一号名为“能净”，他创立的佛法也是人类精神通向健康美好的道路：心净则佛土净，只有心灵向善才能真正摆脱粪便、尸体的肮脏可怖。
9、由恋尸引发的伦理思考
“恋尸”给我们提供了一面教材，从中可得出许多“人应当怎样生活”的领悟。 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不论是恋尸者还是一般人，恐怕都会对追求幸福和快乐给予肯定。然而，幸福和快乐，归根结底是心灵的感受或体验，而非物质性的东西。人人都追求幸福和快乐，对金钱、财富的热望也正源于它们能够是人实现幸福快乐的工具与手段。金钱、财富作为物质工具，其存在的最终目的乃是为了人自身和人自身的体验。可是，生活中恰恰相反的是，有不少人颠倒了这个关系，把物质利益当作生活中的最大目标，只顾追求财富而“忘却”了财富对人的真正意义。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异化：人创造了物，反役于物。人本身变得不重要了，人倒成了为实现外在功利目标的工具或手段。在此，或许恋尸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即是我们应认真对待康德“人是目的”的遗训，重视精神方面的价值。 恋尸者把世界看成机械的物质，把人的价值视为物的价值，这种态度导致他认为：可见的、可占有的东西是重要的，而诸如情感、意义、体验是无所谓的，因为它们不能成为财富被占有。对恋尸的反对，使我们重新看待这个世界，不仅仅是物质、材料，还有超出有形事物的精神内容，后者对人而言甚至更重要。物质是精神的基础，但物质的存在是为了人类的精神，后者应比前者价值更高。这样，我们就会重视情感，关心人对生活的体验——即注重人精神的一面。我们就不会只注意给孩子提供钱财、吃穿等，并且力求做到理解他们，培养其对生命、对自然、对人类事业的真挚深沉的情感，引导、发展其对美和幸福的体验。一句话，更富有人性。我们教育出来的人就不是一意为外在目标奋斗的功利主义者，而是根据内在兴趣和情感需要自觉发展自身的真正的人。 恋尸者对功利目标的强调，对过程的不重视促使我们发现了其反面：我们不应当把自身当作实现未来的工具，不应使今天成为达到明天的手段。我们不应为了所谓的理想而违背人性压抑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我们不应为了一种可把握的稳妥的生活而放弃自由。我们会让自己循天性自然发展，活在今天、当下，时时刻刻、实实在在地享受生活的欢乐。而由于自己的行动是本于自己的兴趣，是自己内在的深刻需要，我们反而能真正找到最适宜发展之路，成为上天要我们最好成为的那种人才。
10、恋尸与宗教
对恋尸思想及行为的否定和批判，最终使我们发现了宗教所具有的巨大伦理道德价值，发现了宗教哲学所蕴含的某些深刻意义。“不可杀人”这一看似简单的戒律，出现在所有正统宗教的训戒里，是任何人必须遵守服从的，这鲜明表现了宗教对恋尸、对使人走向死亡的坚决反对。在佛教里最为极端：对生命的热爱与珍视使人把慈悲之心推及一切动物——不但不准杀生，甚至不应吃肉。另一方面，“众生平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既消除了尊卑贵贱的差别，那么，以尊卑贵贱为借口把人变成纯粹的工具——奴隶的思想行为也应被反对。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对人、人本身的尊重和爱护都是很明显的。事实上，“爱”和“慈悲”的情感的地位对教徒而言应是至高无上的，基督教绝对不能爱金钱超过爱上帝，在佛教中比丘比丘尼连财产都不准蓄积，教徒应当为爱奉献付出，为普度众生无所贪著。在这种情形下，“恋尸”的土壤还会有多少呢？ 在一些较为精深的宗教哲学理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与“恋尸”有染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否定。例如基督教中，认为人不能凭借善行得救，做足够的好事并不足以保证人死后升入天堂。这里该如何理解呢？从反对恋尸心理的角度，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人把“善行”——做好事当作自私自利的手段，归根结底他的心仍不是由衷地愿帮助别人，仍然无爱，那么，他也只能停留于较低的精神境界。只有发自信仰、发自真心无条件地“爱”，而非把善行当作自己实现“上天堂”之目的的工具，才能得到拯救。借用泰戈尔的一句诗：“那想做好人的，在门外敲着门；那爱人的，看见门敞开着哩。” 在佛教中，惟有从根本上消除恋尸心理，人才能达到彻悟，获至最高幸福。以著名大乘经典《金刚经》为例。当须菩提问释迦牟尼，“一个人要想获得无上正等正觉应当怎样发心修行”时，佛祖回答：“应当发愿普度一切众生——如是普度一切众生已，而实无众生得度。”这一看似不合逻辑的矛盾说法，实际上是深刻指出了：不应把“普度众生”当作自己修行成佛的权宜手段，我救助人并不是只为了个人获利。把普度众生当作求得个人利益的方法，还是自私与功利主义的行为。“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23)恋尸者对占有的欲望，乃源于对自我所有权的执著，破除了我与他人、众生的分别，也就没必要去占有了。经中还一再强调：“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24)、“乃至无有少法可得”(25)。表明实现彻悟的目标并不能靠简单的商品交换式的方法、手段，哪怕是以恒河沙等身于千万世中布施。这里全排除了用工具性行为达到真理状态的可能性，与基督教“凭信仰而非凭善行得到救赎”的思想相一致。获致无上正等正觉，并不是得到了什么东西，占有了某个事物或理论观念，而是具有了丰富的心灵体验，这些体验超越任何外在的功德。释迦反复地说：“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26)——无条件的善行会带给人无边广大、极其美好幸福的感受，它不可用逻辑理性去思惟，不可用有形之物来度量，亦非同商品价值总有限。有形有相之物可以被获得和占有，执著于这些东西，就是处在“迷”之中。“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27)能不为外物所惑，不为物役，知晓并领悟到世上形而上精神价值的存在与意义，就可被称作“觉悟者”。
11、产生恋尸的社会条件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性格是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心理结构总是受具体环境的塑造与影响，有现实的经济文化基础。那么，产生恋尸心理与性格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状况和条件呢？根据弗洛姆在《人心——人的善恶天性》一书中的阐述，一是社会缺乏安全，不能提供维持有尊严的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只要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捍卫生命，抵抗攻击，或者逃避饥饿，爱生便必定受阻，而恋尸便会滋长。”(28)当生存都难以得到保障时，人的心理便只顾着占有及夺取物质利益。二是不公正。“一个社会阶层剥削另一个社会阶层，并把一些不允许后者发展其富裕的、有尊严的生活的条件强加于后者身上。”(29)在这种社会状况里，“一个人本身不是一种目的，而是变成了为另外一个目的的一种手段。”(30)地主贪得无厌的剥削农民，官僚非人道的对待民众，资本家对劳工压榨吸干，都会使后者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而异化为单纯的工具。三是自由的匮缺。社会成员很少独立思考和行动选择的余地，而变成“一个奴隶或者一台机器中保养精良的一个齿轮”(31)。弗洛姆特别指出了自由的重要性：“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促进个体的创造性自我活动，即使这个社会存在安全与公正，它也可能无助于爱生。”(32)人若普遍丧失了能动性和个性，被国家机器严格控制，被清规戒律严重束缚，亦会导致爱死心理的频发，恋尸性格的形成。尤其在专制社会，人们处在机械呆板的秩序中，生活惯常化，循规蹈矩，单调乏味，陈闷恐怖，造成大量模式化的人，死的渴望就可能成为集体无意识的冲动。 爱死的社会常有着如下特征：对经济财富的追求压过一切，物的价值高过人的价值，不尊重生命；非人道主义的体制，以外在的目标为本，把人当作一种可操纵的工具；用陈腐的教条规定人的行为，践踏人权，实施严格的人身和思想控制；公众中以占有利益和使用权力为人生主要的意义及乐趣，蔑视文化艺术等精神事物。在国家政权稳固统治者能掌控局面的时候，恋尸症的表现往往并不明显或不引人瞩目；一旦突然出现变故引发动乱，伴随着旧有秩序的被破坏，暴力、虐待、死亡就会在社会中泛滥，使大批人受到伤害乃至失去生命。 一个因强迫自身成为工具而缺乏生趣的人必然要趋向死亡，一个把生命与世界视作纯粹的物的人必然会与尸体结下不解之缘。这一点不仅在恋尸者身上，更在人类社会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促进乃至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与个性的发展，恋尸心理必将在人群中潜滋暗长。我们若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大规模死亡、杀戮事件作一番考察，便会发现，死亡与虐待的冲动往往与人为的压制、欲望的受挫紧紧连结在一起。 以我国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为例。为了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为了阶级利益，人们被教导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大公无私，甘愿受苦与牺牲，也要使历史规律得到体现。人必须为革命理想而奉献全部，闲情逸致都被当作小资产阶级思想而被批判，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被弃置罔顾。对功利不择手段的追求引发以人为工具的恋尸心理，欲望的压抑受挫导致强烈的施虐冲动，这样一当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来临，许多有恋尸倾向者趁机放纵恶念，借斗争之名，制造出数不清的残忍场面、悲剧情景。 再看一下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前的日方社会背景。二战以前的日本，推行军国主义教育，人们被要求为天皇与国家奉献一切，心甘情愿地做天皇的御用工具。日本又是个封建秩序稳固、尊崇传统礼义的社会，畸形的义务、责任观念（如武土道精神）被宣扬美化，在日常生活中给了人很大压力，造成群众在心理上一次次的受挫被虐，还会以为理所固然。这样一方面盲目尊崇勇武，一方面却又必须强迫自己和他人做顺民，被压抑了的生命力便转向了死亡冲动。他们在国内不敢轻易地释放发泄，可是一旦侵入别国，失去了限制，便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丑恶的本性暴露，对别的国家和民族犯下滔天罪行。
12、压抑-放纵与稳定-混乱
生命力的压抑，活跃的精神能量转向死亡冲动，大多是在潜意识中发生的。个人主观上或会感觉焦灼不适，烦恼痛苦，渴望压抑的解除。平时他被法律道德等约束，并不会轻易妄动，随便就表现出对人的恶意。而若有朝一日失去外在或内在的控制力量，规矩就会被抛到一边，享受无法无天的快感。压抑得越严重，反弹得越厉害，有时几乎与过去判若两人。很明显这是一种人格的分裂，这样的人要么处在压抑之中，要么处在放纵之下，在二者之间来回摇摆，表现为强迫重复。秩序与混乱、压抑与放纵、受虐与施虐，对立的双方其实具有某种统一性，彼此可以相互转化。 在社会生活中，同样有着类似的现象。翻开一些明清文人的笔记小说，常能找到有关记载。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局势里，起义与战乱层出不穷，其中往往可见极端血腥与残忍的事件。明末的中国产生了为数甚多的恋尸者或有恋尸倾向者，不容忽视。原因何在呢？试分析如下：明后期商品经济发达，追逐财富及其它利益的行为思想在大众中空前地普泛化，对金钱、地位的贪欲炽盛。而官场混乱、史治腐败又使世风日下，以不道德方式谋取利益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许多人眼里只看重功名利禄，不惜损人利已营营以求，这样就逐渐积聚、蓄集了大量的死亡能量、恋尸冲动。另一方面，儒家的伦理观念亦深入人心，笼罩了整个社会，迂腐的礼仪把人束缚得很死。在统治秩序尚维持正常运行的时候，一般人是不敢轻举妄动的，纵有恋尸倾向也表现得不太明显。而当战争、祸乱一起，人的行为失去了外在的约束，被长期压抑的欲望与冲动便开始疯狂释放出来，于是涌现出大量狂暴破坏、肆意杀戮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像张献忠之类凶残无比的恋尸者，后来居然被奉上农民起义领袖的神位，这是极端荒唐和令明白历史真相的人不可容忍的。） 如果避而不谈乃至否定自由与人权，却片面地强调秩序与控制，在压抑中发展，实际上是蕴积混乱与放纵的因子。如此当一个社会看似稳定运行甚至经济飞速增长时，却可能也正是在酝酿、准备着以后的失控或不测之灾。如果为了目标不择手段、为了利益以人为物的思想行为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大行其道，那么一旦发生动乱，诸如血腥屠杀等恋尸现象就会大规模发生。因此，人类绝不能在和平、安定的环境里忽视了对道德的维护和培养。否则，尸体与死亡的阴影就会悄然降临到这个似乎是繁荣昌盛的世界上，在时机来临时爆发出它邪恶的、令人恐怖的能量。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和1929年的纽约华尔街股市暴跌，表面上都是突如其来的事件，此前欧美的多数人正在享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空前繁荣，开始并未预料到灾难的猝然而至及其严重后果。然而，大劫的产生必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资本主义世界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已表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它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获得”、“占有”的贪欲所推动的，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掠夺殖民地人民，利之所在不惜以人为单纯的劳动工具。结果由于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贫穷，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可以说，资本主义这样的发展不仅导致了经济危机，而且促成社会心理中的恋尸倾向，引发战争和死亡。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深重的灾难，其间出现了极其残酷的屠杀场面，它的根源却是战前资本主义社会畸形的、非人道的发展。
13、中国历史中治与乱的循环
我们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中国社会总是呈现一种治与乱的往复循环。这里的原因何在？用弗洛伊德生之本能与死亡本能的对抗，亦能作出一番解释。社会的演化如同人的成长一样，有可能向着好的、健康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向着恶的、恋尸的方向发展。两种情况常常错杂交织在一起。当一个国家政权的巩固不是建立在自由、宽松的基础上，而是主要靠暴力的压抑、控制来保证它的运转，死的本能就会显现，在稳定的时候酝酿着破坏与暴乱。中国向来没有“公共政府”的观念，而是有着“家天下”的悠久传统，历代的统治者从根本上而言是以“占有”为统治目标的，他们为了政权的稳固而利用大小官僚控制、约束民众，这样政局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牺牲广大民众与知识阶层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生活中，迂腐的儒家道德、礼仪占据了最重要地位，许多死板规则把人驱向固定的模式中去，使其一言一行均纳入种种规范里成为一个“标准”的人（是谓“模范”）。这种否定自由和创新的文化是统治者为维护既得利益、保持安定局面而有意选择的，它反过来又造成中国政治的重心主要在于用“忠、孝、节、义”等为人的思想行为划出界线，以“礼”的名义控制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活动自由。“礼”为核心的文明禁锢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造成了普遍的沉闷压抑气氛。大多数想要求得发展的人都必须根据时势需要遏制摧残生命的自发性，强纳自身于“圣人”或官方制定的标准成为皇权下忠顺的奴仆。病态的文明造就了偏执的人格结构：理性与非理性相为对抗，意识与潜意识互相冲突。片面发展起来的意识、理性总是激发起潜意识、非理性力量中的死亡本能的作用，致使前者的努力 一次次受挫或失败。于是我们看到，中国人在修身问题上往往情不自禁地陷入压抑放纵的轮回，类似地中国社会亦常常重复着治与乱的交替。 中国自秦以来就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至清代至秦臻于极致；君主专制制度把权力集中于一人之身，造成一人头脑控制天下的局面。君主高高在上操纵群臣，臣僚则以同样方式管辖下属，广大民众处在最底层，几乎是纯粹的权力屈服者。这样，当统治者用武力夺取天下建立政权后，由于掌权者的勤勉有为，尚可维持局面稳定于一时；但时日一久，怠惰松懈乃至荒淫腐化在所难免，下面大大小小的官僚缺乏法纪、道德的约束立即会利用其控制之权力加强对民众的压迫剥削。如此为谋取私利而不择手段地侵害人、支配人的现象日趋严重，直至官逼民反，社会陷入动乱。而统治者希望政权稳固、久长到千年万年的想法也因此一再被证明为痴人说梦，一厢情愿。由此可见，企图用单方面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控制来使国家长治久安，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生命本能的力量得不到良好、充分的展现，生活中的人普遍丧失了能动性和创造性，社会就不可能获得不间断的建设性发展，而只会在秩序-混乱中来回轮转，进步缓慢。 要想中止治与乱的循环，就必须在“治世”时让民众拥有足够的自由与人权。在经济方面，不用说是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即应改变自上而下组织政权、任命官吏管理群众的局面，代之以民主----由民众自下而上地选举官吏、组织政权。在此知识分子应当发挥主要的引导作用，正如意识和潜意识的和谐离不开理性的协调作用一样。知识分子如果仍因袭传统文人的角色，只是设法帮助统治者控制局势，那么充其量不过使矛盾暂时缓和一些，最终仍避免不了危机的爆发。只有意识与潜意识、政权与民众之间不再是压抑被压抑的关系，前者在后者支持下才会地位越来越巩固，力量越来越强大，才可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社会的全面发展。
14、从恋尸看社会发展的规律
恋尸心理往往与一种以机械方式看待生活的态度有关，恋尸者往往持有某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或思想方式。典型的机械论观点反映到人和人类社会上，就是：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着已规划好的目标、蓝图和必须遵循的秩序、准则，人所应做的事情即是确保此目标、蓝图的实现，秩序、准则的维持。例如希特勒，就是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仰者，在他眼中自然规律高于一切，生存竞争中的失败者就应该被毫不留情地淘汰。所以他大量地屠杀犹太人、波兰人等，把后者当作劣等种族加以消灭。而恋尸者的目标，都是些建立在“占有欲”、“支配欲”基础上的目标，恋尸者所谓的秩序，亦是以机械的权力控制为基础的秩序。因此，有恋尸情结的国家领导人常常以侵略战争和领土征服为已任，嗜好用暴力解决问题。 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有着规律。但是，我们已经知晓的规律就完全符合事物间的真正关系和本质联系吗？也许它并非社会本身所固有，而是某人头脑之构造。我们应当谦虚谨慎一点，不要过于肯定地宣称自己已得到了关于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掌握了发展演化的必然法则。毕竟，连自然科学中尚有无数未解之谜，范式一再转换，何况比自然科学还要复杂、模糊得多的社会科学呢？任何有科学精神的理论都不应断言自己独占真理，哪怕它是以崇高的名义，最美妙的说法。 人类社会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和人的成长在极大程度上相似和一致。持机械论观点的人认为，应当有一个不变的目标，按照精心设计的计划、程序去使生活得到控制。然而，否认意识为第一性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者、坚持“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者，都会认为：没有事先已规定好的计划、准则、模式等，人们只应根据生活经验作出一定程度的预见和准备，却不能让自己受缚于某种理念或形式。后现代科学把宇宙视作一个不断进化的有机体，它的未来是不确定的，而且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法则，只有这才能算作一条法则”(33)。所谓的规律只不过是宇宙有机体的“习性”(34)。因此，不存在完全的决定论，人类的发展并非是严格遵循着固有的模式和步骤；不能用狭隘的理性制定好计划，然后强求人和社会的发展遵循既定的目标与方向。计划经济之败于市场经济，正是对以上观点孰是孰非的最好证明。它雄辩地说明了，与其控制生活，不若给人各行其是的自由，才更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社会的不断进步。作为有生命的个体，我们最好是，根据现实条件做最适合自己----亦即感兴趣、喜欢做的事，让爱引导、激励着自己，合乎自然地成长发展。也唯其如此，我们才会真正心甘情愿地为美好的理想付出艰辛的劳动、不懈的努力。体现在人类社会，政治上就是实行民主，废除专制，给人民以真正的自由；文化上就是放弃特定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废除其对心灵的控制，提倡思想宽容。一旦民众的身心得到了全面解放，就会大大激发起人们创建美好生活的热情和积极性，使生命释放出无穷的创造力量。亦唯其如此，才能根除社会的恋尸症状，使社会和社会中的人朝着建设性的方向不断发展向上。
引文出处： (1) P24 (2)P24 (3) P27 (4)P28 (5) P40 (6)P41 (7)P26 (8)P26 (9) P26 (10)P35 (11)P37 (20)P32 (21)P32 (22)P32 (28)P38 (29)P38 (30)P38 (31)P39 (32)P39 以上引自《人心————人的善恶天性》 [美]埃里希.弗洛姆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年8月第一版 (12)P36 (13)P13 (14)P31 (15)P32 (16)P32 (17)P33 (18)P30 (19)P32 以上引自《死亡探秘————人死后的另一种境况》[美]斯.格罗夫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6月第一版 （23）P2 （24）P8 （25）P10 （26）P2 （27）P6 以上引自《白话金刚经》三秦出版社 1992年10月第一版 (33)引自《后现代科学》一书之P65，[美]大卫.格里芬编，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年8月第一版 (34)具体可见《后现代科学》之5《作为习性的自然法则：科学的后现代基础》[英]鲁珀特 谢尔德拉克
|
发表于 
关注公众号